一、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然要求 

　　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是中国共产党总结1949年以来宗教工作的成功经验作出的科学论断，是党的宗教工作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重要内容。 

　　201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统战工作会议上强调指出要“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必须坚持中国化方向。”2016年4月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一个重要的任务就是支持我国宗教坚持中国化方向。”2017年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习近平总书记的系列讲话也为宗教中国化的未来发展提供了以下几个需要考虑的重要视角，即宗教与国家最高利益、中华民族整体利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及当代中国社会发展和谐一致。从这个层面上说，宗教中国化的提出不再是基于宗教信徒信仰体系的考量，不再仅仅着眼于政府自身的宗教工作，也不仅仅局限于学者们研究的课题。它超出任何一个群体自身的利益，着眼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和谐稳定、文化的繁荣发展、乃至社会中个体的生存福祉，这种考量既有来自历史的视角，同时也与社会文化发展的整体格局和趋势息息相关。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因此，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是我国宗教工作及信徒信仰实践的重要指南及发展方向，也成为中国宗教学研究的重要课题。 

　　二、历史必然性和文化创新性是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理论逻辑 

　　（一）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 

　　从世界宗教发展史的角度来看，宗教本土化是一个宗教传播发展的历史过程，这是一个进行时，而不是完成时，这是世界宗教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宗教的本土化、或者说本色化、处境化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是世界上许多地方现时发生和进行的现象。这是一种意义上的历时性与共时的统一。世界性宗教在传播发展过程中，一直在与传入地的文化进行交流互鉴，形成了各自的特点。基督教本土化、或者说本色化、处境化问题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基督教自产生之际就开始向世界各地传播，从传播学和历史学的角度来看，基督教的传播与发展就是一个不断与传入地区的文化进行对话、撞击、交流、融合发展的过程。亚洲有亚洲基督教本土化现象，非洲、美洲、欧洲都有自己的基督教，基督教之所以是一个世界性宗教，正是因为其在世界分布范围甚广，在不同的地区都有分布，所以成为一个世界性宗教。 

　　从中国宗教历史演变的进程来看，既有道教等本土自发产生的宗教，也有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外来的宗教。这些外来的宗教由各种不同的人以不同的方式传入中国本土，在中国落地生根。这些外来宗教传入的时间有长短，因而本土化的过程有长有短，程度亦有不同。但无论开始于何时何地，当它们不是作为侨民文化，而是以第二代第三代第N代本土信徒为载体时，它们就已经开始了本土化过程，即开始作为一种文化元素与中国文化的其他元素相互影响、相互作用。这个过程也是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统一，因为不仅是这些宗教处于历史的演化中，中国社会也在不断地演变发展。宗教文化作为中国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无论从历史的角度还是从现实的角度看，始终处于辩证的互动中。所以，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正在进行时的现实必然。 

　　（二）多元共生与文化积淀 

　　多元共生精神气质的中华文明为不同宗教的演进提供了丰厚的文化沃土，使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有着厚实的落地平台。就中国宗教而言，各大宗教结合自身的历史发展规律和现实实际，积极探索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具体实践路径。在中国宗教分布格局中，各宗教具有各自不同的特点。故各大宗教在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进程中，既表现出鲜明的共同性特点，但也具有差异性特征，因此，也形成了不同宗教中国化的具体实践路径。具有多元共生、兼容并蓄精神气质的中华文明为宗教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对话、沟通、融合的平台和途径。宗教自产生伊始，就始终处于不断扩容的动态发展过程，宗教的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进程，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宗教现象和发展进程。古往今来，各宗教在融入中国主流文化、扎根中华沃土的历史进程中既有成功经验，也有深刻教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中国各大宗教在其传播发展过程中，都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发展格局，也形成了各宗教相互关联的宗教整体格局，并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中国化经验和发展模式。 

　　历史经验表明在每一个历史发展阶段的宗教中国化是时代的文化精神沉淀。例如，唐代佛教各大宗派的出现就是佛教中国化的重要里程碑。印度佛教在两汉之际传入我国，至两晋南北朝时，各种佛教经典大量译出，译人在译出经典后又聚徒传授，因而养成了讲习经论之风，此风在南朝尤为盛行。由于僧众所习经典不同，遂形成了不同的佛教学派。从南朝末年开始，一些佛教学派逐渐和某一特定的世俗统治集团相依托，又与日益发展、巩固的寺院经济相结合，形成内聚性相对较强的文化群体，学派遂演变成宗派。最早的佛教宗派肇始于陈、隋之际，多数的佛教宗派则形成于隋唐时期。例如，唐八大宗派之一的法相宗，就是唐代佛学大师玄奘游学印度归来后，运用印度佛学的理论和实践模式，按照印度僧团传习佛法的模式而形成的新教派，其学说繁复，思想理论精于思辨，主张用“唯识所现”来解释世界。他门下的弟子众多，尤其是窥基更是大力发扬了玄奘理论学说。随后慧沼、智周等高僧大德继续弘扬传承，遂使此宗达于极盛，成为唐朝佛教中国化的一个典型代表。 

　　中国南传佛教也是一个较好的例子，“东南亚南传佛教一经传入中国云南，一直也在进行着本土化的发展和变化过程。它在保持南传佛教基本传统的同时，也在适应着中国云南地区的各民族文化，它与当地固有的原始宗教和少数民族文化相互斗争、相互融合，逐步渗入到当地少数民族世俗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最终形成神圣与世俗融合的局面；中国南传佛教的形成过程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它与南传佛教同政治、社会形态、民族以及民族文化体系的关系密不可分，同时还与其在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发展的历程息息相关。由于传播区域的特殊性，使中国南传佛教在具有国际性特征的同时还形成了区域性特征；而传播区域内接受南传佛教的少数民族种类的不同以及不同的民族文化形成和完善过程又让中国南传佛教具有了独具特色的民族性特点；南传佛教中国化过程是一个分阶段不断深化的过程，它在各个阶段都有不同的表现。这形成了中国南传佛教鲜明的阶段性特点；由于中国南传佛教在各个历史阶段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关系特点不同，中国南传佛教形成了自己迥异于东南亚南传佛教的时代性特征。总之，正是由于中国南传佛教在长期的发展和传播过程中，结合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实际情况，在发展和完善自己体系的同时，也积极参与到少数民族文化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之中，并在神圣与世俗的融合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中国化特征①。” 

　　又如基督教中国化的问题也是一样的。“基督教中国化”的议题古老而常新，由于基督教在华的传播时断时续、跌宕起伏，其“中国化”的历程也复杂多变，先后4次传入中国。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实践发展。早在唐朝景教入华，就已经拉开了基督教“中国化”的序幕。唐朝《大秦景教碑》就真实地记录了景教传入唐朝时的境况。后来，聂斯托利派、也里可温教先后传入，但都未能得到较长时间的广泛传播，在20世纪初期，基督教又传入中国，尤其是在我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传播并对其文化产生较大的影响。在当代，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基督教在我国发展较快。基督教的传播历程也表明宗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是分阶段不断深化的过程，在不同的历史阶段有其独特的时代发展脉络和理论逻辑。宗教中国化的历史进程呈现出波浪式的发展，每一波的发展都使宗教文化为整体的中国社会文化增添新的文化元素和文化积淀，同时又为下一波的宗教中国化提供了背景，土壤和经验。 

　　（三）文化涵化与文化浸润 

　　宗教中国化方向既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文化历史过程。在西方文化人类学中有一个文化“涵化”(acculturation)的范畴。所谓文化“涵化”涉及的是“异文化”输入某国或某地，在当地发生的与外来文化相互作用的过程。人们通常认为文化涵化的形式有接受、适应、反抗三种。W.A.哈维兰在他编写的《人类学》中提出考察文化涵化的4个维度：“涵化有许多可变因素，包括文化差别程度；接触的环境、强度、频率以及友好程度；接触的代理人的相对地位；何者处于服从地位，流动的性质是双方相互的还是单方面的”。我国有学者将文化的接触或涵化可能导致的结果概括为6种：(1)取代，即以前存在的文化因子或因子丛被来自异民族的另一因子或因子丛取代，代行其功能，并产生一定的结构性变化；(2)整合，即发生接触的不同族群之间的不同文化因子或因子丛相互混融而形成新的因子丛或制度；(3)附加，即来自异族群的文化因子或因子丛被增添到原有的文化体系中，这有时会导致结构变迁，但有时也不会；(4)没落，即一方或双方在文化接触中逐渐丧失原有文化体系或其中的实质性部分；(5)创新，即在文化接触中主动、积极地适应变迁中的环境，从而产生出新的文化因子或因子丛来满足新的社会文化需求；(6)抗拒，即由于变迁过程来得十分迅速或发生接触的双方差异过大，以致于一方不能接受这种变迁，从而造成相互间的排斥或弱势者对强势者的抗拒②。 

　　文化“涵化”的理论观点虽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要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但我们不能生搬硬套，简单地将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理解为就是个文化涵化的过程。首先，文化涵化的过程有不同的动因，也有不同的结果。第二，不同宗教文化系统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不仅构成了文化的涵化进程，而且是更大社会文化系统整合进程的组成部分。文化涵化涉及的是不同文化系统(尤其是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之间的关系，其中有接触、传播、移入，也有交流、互渗、嫁接，还有重估、反思、改造、重铸。但是如果不是站在外来文化的视角而是站在主体文化的视角，那么一个社会不仅仅有文化的涵化，还有更重要的文化整合。文化整合是指社会主动组织内部外部的文化资源，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将多元子系统的价值观转化为社会的共同价值观，即来自于多元的价值观但又高于多元的价值观；文化整合不是取消诸文化子系统的相对独特性，而是在承认诸文化子系统共存共生的同时认同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并使之成为全社会绝大多数成员都认同的理念。文化整合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探索期，碰撞期、整合期以及创新期。碰撞期是跨文化系统进行文化整合的实施阶段，也就是文化整合开始执行的阶段，这一阶段往往伴随着一系列社会治理措施的出台。(值得注意的是，文化冲突的高潮可能发生在碰撞区，也可能发生在整合期)整合期是指不同的文化子系统逐步达到协调、融合的过程，这也许是一个较长的过程。创新期是指在文化趋向同化的基础上，跨文化整合，创造出新的文化。然而探索，碰撞、整合、创新这4个时期，既表现历时性的演进阶段，又是共时性的一个事物的几个方面。探索本身就在接触和碰撞，而整合的扬弃本身也少不了创新。反过来说，创新本身就是探索，就是对话，就是以新的形态实现整合。 

　　从文化涵化到文化整合的理论追溯和分析，可以使我们对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如何看待和如何实践坚持宗教的中国化方向，有了更全面的理解和把握。在此我还想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在进行文化整合时的一个重要机制：这就是“文化浸润”。中国传统文化对不同文化系统的影响和吸纳，虽然也有狂风暴雨式的文化对冲，但更多的时候是春雨润地无声的潜移默化。狂风暴雨虽然摧枯拉朽，但也会带来泥石流等灾害；而“浸润”机制中的春雨和土地是一种外在育新环境的营造，嫩芽(新的生命)则在春雨后破土而出。以观音信仰中国化历程为例，观音信仰出现于印度佛教体系，随着印度文明传播到中亚、中国及东南亚等地并对这些地区的佛教文化艺术系统产生了深刻而久远的影响，成为横跨半个亚洲的信仰，其中国化历程就是观音信仰系统在中华文明丰厚的历史文化沃土中不断形成和演变的。“观音信仰在中土弘传是一个漫长而复杂的演化过程。目前国内一般学者认为，观音信仰是自鸠摩罗什于姚秦弘始八年(公元406年)译出《妙法莲华经》后，随《妙法莲华经》在社会上的流行而逐渐为人熟知。到南北朝梁代才开始盛行，后来流传到唐代，经过唐文宗(在位时间为公元827—840年)的极力尊崇，然而观音信仰在唐代之发展较快，这表明中土文化有强大的兼容并蓄力量。宋代以后，观音菩萨形象几乎妇孺皆知，而在明清以后，观音信仰逐渐民间化、民俗化，并成为大乘佛教最为普遍的菩萨信仰。如果从观音信仰理论层面来剖析其流行的原因的话，可以发现其原因是复杂的，有其佛教系统内部本身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因为它契合了中土以儒家文化为主要支柱的传统文化主张③。”此外，观音信仰在很多少数民族地区也广为流传，例如云南大理的观音信仰甚至出现以当地白族老人形象的观音等传说及信仰体系。与传统的汉传观音信仰信仰体系相比，“云南大理的观音信仰其也表现出包容性特征，亦即它融摄了印度佛教、藏传佛教、汉传佛教的观音信仰，同时它还表现出与当地本主崇拜相互融合、相互影响、相生相长的特征④。”这是其在传播过程中与当地文化融合的文化创新性之表现。 

　　总之，宗教中国化发展的理论逻辑表明，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既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也必然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历史进程，是一个文化创新过程。宗教中国化发展的理论历史必然逻辑表明，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还需要我们不断探索新方法，实践新路子。 

　　三、守正创新、固本培元的文化创新力是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实践内生动力 

　　做好新时代的宗教工作，就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牢牢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必须在政治上自觉认同、在文化上自觉融合、在社会上自觉适应，与社会发展同步，成为社会建设的和谐因素和国家建设的积极力量，这是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原则和要求。 

　　守正创新、固本培元的文化创新是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实践内生动力。当代中国宗教结合自身的历史发展规律和现实实际，积极探索坚持中国化方向的具体实践路径。在中国宗教分布格局中，各宗教各具特色。故各大宗教在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进程中，既表现出鲜明的共同性特点，但也具有差异性特征，因此，也形成了不同宗教中国化的具体实践路径。在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实践过程中，各宗教都在积极探索怎么化的新方法和化什么的新内容，逐渐形成了新模式和实践路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固本培元，建设中国特色宗教思想体系和制度规范，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浸润宗教。宗教对人们的影响主要是思想层面、价值观体系的影响，要想从更广范围、更深层次实现中国化目标，就必须使宗教思想中国化居于统领和基础地位。 

　　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中国佛教建立了独具特色的中国宗教思想和制度规范，并向东传播，影响了日本和韩国佛教体系的建立。此外，中国伊斯兰教在“明末清初的二百年间，是从域外传入中国内地的伊斯兰教的‘定’时期。其间，外来的伊斯兰教发生的一大深刻变化，是在本土化、民族化过程中增添了中国元素，确立了“以儒诠经”“以儒释教”的发展方向。本土化、民族化实质上也是中国化的一种表述。在此进程中，兼通儒、道、佛、伊四教的中国穆斯林知识精英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⑤。”自天主教传入我国开始，就主张天主教经典的翻译介绍。“早在1305年，孟高维诺就在寄回欧洲的信中，表示已将《新约》和《圣咏》译成了鞑靼人所使用的语言(蒙文)⑥”。明末清初，天主教传教士围绕着如何将拉丁文的Deus翻译成“上帝”、“天主”、“陡斯”激烈争论，甚至引起了长达300年的“中国礼仪之争”。而新教方面，自明末清初让·巴塞翻译部分《新约》圣经以来，直到19世纪20年代马礼逊和马希曼两个《圣经》译本出现，乃至后来英美传教士之间在修订马礼逊译本过程中出现的关于God和Spirit等中译名之间的分歧，可以说，《圣经》的翻译工作虽多由外国传教士开展，但是这些译经工作以及上述天主教、基督新教的译名之争的探讨本身便是一种中国化的努力尝试。除圣经外，基督教在两千年的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重要典籍数量也是蔚为大观的。 

　　近年来，各宗教结合时代特征和要求，通过开展佛教三大语系讲经交流、道教玄门讲经、伊斯兰教新编卧尔兹演讲比赛、天主教本地化建设、基督教中国化探讨等活动，赋予了宗教教义教规新的时代内涵，已经形成一批思想建设新成果。 

　　第二，守正创新，总结经验，创新载体方式，多措并举夯实基层实践，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基层宗教工作部门和爱国宗教团体是宗教中国化的直接落实者。近年来，在党政有关部门的正确引导下，各宗教在基层的探索实践取得了重要进展。尤其是佛教、道教加强道风建设，在治理商业化问题方面取得一定成效。因此，可以在全国选择社会影响力较大的省份，树立榜样，例如在江苏、浙江、福建、湖南等宗教信仰的大省推出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典型，借助其深厚的宗教资本的社会影响力，发挥其示范性作用，讲述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故事，扩大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社会影响力。 

　　近年来，中国南传佛教僧侣积极开展宗教慈善活动，帮助失学儿童、看望贫困患者、帮助贫困群众、积极捐款援助受灾群众，举办大型祈福法会为灾区群众祈福，中国云南西双版纳州、临沧市佛教界和德宏州佛教界还积极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宣传活动，举办宗教植物知识培训班，带动全州佛教界参与保护恢复佛寺庭院植物和“龙山”林的活动，开展宗教与生态文明建设。“当代中国南传佛教这样的弘法利生的宗教慈善实践活动的意义在于：首先，从宗教学研究的理论层面来看，它向人们昭示：中国南传佛教在宗教教理上开始有所调适，对南传佛教理论体系建设有所发展，这充分表明宗教具有自我调适性，当代宗教自身正在逐渐适应社会的发展，根据社会和时代的需要来发展自己。其次，它标志着中国南传佛教在自身理论体系上的一个突破和发展，它标志着南传佛教僧侣开始从追求自我解脱的境界转而为社会服务，为芸芸众生服务，它在向大乘佛教的主张学习。这一举措将成为南传佛教发展史上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标志着南传佛教更趋于理性思考，不断地完善自己。再次，它表明中国南传佛教不再囿于自身区域性的限制，而是主动走到全球化、一体化的社会中，去主动地寻找自己与外界交流、沟通的发展轨迹⑦。”南传佛教如此，其他宗教也仍然如此，在此就不一一列举，但可以说，固本培元，从理论体系和实践来寻找发展的文化创新力也是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内在动力。 

　　第三，推动宗教文化与中国文化的深度融合。宗教文化包括宗教典籍、宗教音乐、宗教礼仪、宗教建筑、宗教习俗等，范围十分广泛，内在与外在兼有。古往今来，各宗教在融入中国主流文化、扎根中华沃土的历史进程中都形成了各自的发展特色。例如“中国南传佛教僧阶制度之严格，等级分类之多，是其它南传上座部佛教国家所未有，而且也是大乘佛教无法相比的⑧。”与此同时，具有鲜明的东南亚南传佛教特色的不同派别在中国云南地区也形成了独特的发展模式。“明清时期，相对成熟的东南亚南传佛教派别先后传入中国云南，有润派、多列派、摆庄派、左抵派四个派别，为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和部分佤族、彝族所信奉，逐渐发展兴盛。其中四个派别都有，并和谐相处，形成相对稳定的发展格局成为中国南传佛教的重要特色⑨”。 

　　第四，做好宗教人才培养工作，以人才培养强化宗教中国化之本，这是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立身之本。对于宗教界人才培养工作，虽然各宗教已经初步形成自己的培养人才机制，有的还有相对成熟的院校教育系统，有自己的办学经验和模式。但目前总体来看，还存在一些短板，应该进一步办好宗教院校，培养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诣、品德上能服众、关键时起作用的宗教教职人员队伍，促进宗教健康发展。以人才培养强化宗教中国化之本，这才是立身之本。 

　　当然，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从提升宗教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就宗教的社会参与层面而言，我们就应该关注到宗教治理体系的差异化特点。基层城乡的宗教治理体系仍然是治理的弱项。未来应该着力完善基层社区和乡村宗教治理体系，夯实社区和乡村宗教治理基础，探索基层宗教治理经验，推动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现代化，沿着理治、德治、善治的阶梯逐步提升。对于宗教领域的重点问题要着手进行治理，正如卓新平研究员指出的“我们当前的基督教“中国化”理解也自然是开放性、建设性、创新性的，我们会审美鉴赏、扬弃提炼、吸纳涵容、统摄共融，推陈出新，形成中国社会与教会的友好互动、和谐共在，消除误解和偏见，去掉隔膜与鸿沟，共构我们中华民族的自我意识，同有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自觉担当，由此共同推进基督教‘中国化’的积极发展，使基督徒生活具有中国文化家庭的温馨和欢愉。为此，我们没有理由对之产生逆反、怀疑和排拒，而要积极提供真知灼见、深思熟虑和睿智远瞻⑩。” 

　　现在我国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机遇与挑战是中国宗教在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进程中的发展必然。中国宗教在全球化的思潮中，既保守，又开放，以极强的兼容性来积极面向世界、面向社会、面向现实、面向人生，由此而出现了世俗化、本色化、多元化的发展趋势。但如何在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过程中，守正创新，固本培元，在全球化的进程中积极适应社会，也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但无论如何，历史必然性和文化创新性是其理论发展逻辑和实践路径的内在动力。 

　　综上所述，宗教中国化发展的理论逻辑和实践路径表明，我们必须坚决贯彻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关于宗教工作的决策部署，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宗教问题，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宗教理论指导不断发展着的宗教工作实践，把广大信教群众紧紧团结在党的周围，同心同德，顽强奋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同时，我们也要意识到，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既是一项复杂艰巨的系统工程，也是一个不断发展和深化的历史过程，这一理论发展逻辑还需要我们不断探索新方法，实践新路子，需要我们坚持守正创新、固本培元的文化创新动力，建立有深度而广泛的文化交流机制，宣传坚持宗教中国化方向的各项方针政策，对症下药，“因教施策”与树典型、交流经验并举，促进各民族交流，坚定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意识，要深入挖掘中国宗教文化和历史遗存背后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价值理念、道德规范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更要揭示其中蕴含的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文化胸怀和文化自信，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精神支撑，同时，努力夯实与世界文明交流互鉴的文化基石，深化文明交流互鉴，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原文载于《世界宗教文化》，2020年，第6期，第1页——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