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2018年10月28日至30日，以“交流互鉴、中道圆融”为主题的第五届世界佛教论坛将于福建省莆田市举办。澳门佛教总会理事长宽静法师向本次论坛提交论文《佛教中国化与禅宗中国化刍议》。以下为论文原文： 

　　澳门佛教总会理事长宽静法师

　　2017年10月，习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大报告中指出，“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的中国化方向，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中国宗教界正在努力践行“宗教中国化”的主题，让宗教在当代中国社会的氛围下培育成长起来，佛教作为中国化程度最高的宗教之一，今天仍然有必要进一步对其“中国化”加以研究和讨论。

　　壹 · 佛教中国化

　　佛教中国化的问题，说到底是可以分为“佛教中国化”和“中国佛教化”这两方面来加以讨论，而且这二个问题代表了佛教发展的不同方向与结局。

　　前者是是指外来的佛教经过中国佛教徒改造之后，走上了中国特色的佛教之道路。后者则是指的佛教在中国发展与影响力，即佛教化中国的能力，换句话也可以说是“佛教化中国”。学者指出：

　　“就‘中国’化‘佛教’来讲，发源于印度的佛教传播到中国，必然要适应中国的政权制度、社会结构和价值序列，以此视角分析，佛教必须要中国化，否则佛教何以在中国立足？是以东晋高僧道安高举‘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的主张，积极全力推动佛教的中国化。 

　　而第二个视角是就佛教本身传播佛法的核心价值与目的来讲，无论佛教如何在中国，或主动中国化，或被动中国化，对于佛教僧团来说，其得以维系几千年延绵不绝的秘诀在于：佛教核心方法论与价值论的代代传递，这就是法身，这就是慧命。 

　　以此视角则佛教从来没有被中国化，而是将其核心的方法论与价值观传到中国，斯谓‘佛教’化‘中国’。” 

　　道安大师

　　也有人认为：“‘中国化佛教’即是‘佛教中国化’的长期自然演进之‘结晶’与‘成果’。而这样的‘结晶’与‘成果’，在传统中国，主要显现为天台、华严、禅与净土等大乘宗派；而在近现代的中国，则主要是以‘人间佛教’为代表。”

　　或者说“‘中国佛教化’（或‘佛教化中国’、‘佛化中国’），则是指：中国社会与文化，究竟是全部或部分，是高程度或低程度地被佛教所渗入与同化的问题。”

　　现在可以“使用‘佛教再中国化、或是’佛教中国化的再深化‘等词，可能是较为恰当的称谓。”

　　还有人从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来谈佛教的中国化问题，认为参考佛教中国化的座标系是中国文化三次盛衰发展变化为背景，而不是以中国佛教在中国历史上的传入、鼎盛和衰落为分期来谈佛教的“中国化”问题，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已经第一次成功地中国化。

　　自道安大师之后，中国佛教一直在沿着道安大师所创立的原则“佛教中国化的精神原则：锐意进取，开拓创新；佛教中国化的政治原则：必依中国，法事方立；佛教中国化的方法原则：随机立缘，不拘不泥”之三个原则在不断地进行中国化，现在则是“站在全新的历史节点上，中国佛教又将面临着全面地第二次中国化。

　　中国佛教唯有成功地完成第二次中国化，才有可能全面融入当前中国大文化的创新，大中国的崛起，才有可能通过第二次中国化而真正走向中国佛教的世界化。

　　“中国化”和”佛教化”这两个问题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就已经开始讨论过，佛教界和学术界通常认为，佛教的中国化是从道安开始的，到了禅宗的成立是中国化的第二个节点。

　　“隋唐佛教则继承了南北朝佛教的二个核心意图，并最终完成中国宗派佛教的创立，并完成佛教教义与佛教实践的完全地中国化。一部《六祖坛经》，用最为质朴简练的中国语言、逻辑、文化背景，精确地阐释出印度佛教的核心要义与方法论，标示着印度佛教完美中国化的最高峰。”

　　到了当代太虚是中国化的第三个节点。这三个节点各有自己的特点，净慧法师把这三个节点称为中国化、生活化和现代化三段，亦即道安法师是佛教中国化的开始，慧能是佛教生活化的开端，太虚是佛教现代化的成立，学者认为“在唐宋之后中国国力与文化开始触顶式微。

　　已经第一次完成中国化的佛教与中国已经是同呼吸，共命运。”因此，“自晚清之后，中国佛教就已经自觉拉开中国佛教的第二次中国化序幕，积极融入中国第三个由衰向盛转变的际遇。”

　　我们不否认这一次中国佛教的“中国化”与当代中国的历史背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我们是站在大国中国的背景下来看待“宗教中国化”的问题，大国身份一定会有与大国匹配的宗教，这就像大国要有大国的文化一样，中国大国肯定会有大国宗教的身份，而最能够体现大国宗教身份的内容就决定于信徒人数、历史文化的厚重和在世界的影响力等等几个因素，就佛教而言，中国佛教徒在世界上数量最多，中国的佛教现在历史最长，并且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元素，经典、仪轨以及民俗都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传统文化，成为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中国的佛教从唐代开始就外传东亚日本和韩国等地，近代以来又传到了东南亚与欧美等国，这些因素充分证明中国佛教具备了大国佛教的特点，在世界佛教占有一席重要地位。 

　　当代的佛教“现代化”与“世界化”这两个大的“中国化”课题的转变已经变得至关重要。学者说：“在中国历史上，发源于印度的佛教已经第一次成功地中国化。”

　　“现代化”和“世界化”是中国佛教走向世界的前提，从道安到现在是不是只有一次佛教中国化运动，这一观点可能应该有所再议，但是隋唐时期的宗派运动与后来佛教实践所产生的的中国化特色是不能否认的，正因为有了历代祖师的中国化历程，才使中国的佛教充满了中国特色，中国文字翻译与撰写的佛教书籍，中国佛教自己创立的特色仪轨，以及中国佛教的宗派理论都是中国化佛教的特色产物。

　　今天我们再次提出“中国化”这个问题，虽然是缘由政府提出了“宗教中国化”的问题而引起的，但是就中国佛教来说，应该说它已经基本上呈现了中国化的面貌了。

　　二千年的中国历程，已经超过了印度佛教自身一千年的历史，印度没有保存像中国这么多的印度佛教资料，换句话说印度佛教的基本资料主要在中国被保存下来，现在我们所见到的佛教史上的资料最早与最完整的不是梵文的，而是用汉文撰写的，我们有理由说佛教传入中国，就已经进行中国化的实践了，并且随着佛教在后来的发展，在中国佛教的身上越来越多地被理所当然地中国化了。

　　例如“佛教自传入中国不久，佛门就有劳作风尚的形成，这体现于道安大师于修行过程中、坚持常年不辍的劳作的佛教史实的记载之中；佛门劳作风尚的产生，应与中国农耕社会的现实境况相适合。”

　　禅宗的“普请法”是汉传佛教丛林清规中最重要的一项规制和最显著的特征,被看作是禅宗对印度佛教进行的最大改革之一。 

　　百丈怀海禅师 一日不作一日不食

　　普请法的推行农禅制度，为中国僧人斋堂素食提供了坚实的经济基础，是中国佛教制度史上一个重大创新之举。

　　禅门清规是佛教中国化的产物，清规又进一步推进了佛教中国化。使佛教的中国化，不但表现在佛学理论与中国本土的儒道文化的结合及创新方面，更表现在清规戒约方面对中国礼仪制度及伦理规范的汲取和借鉴。

　　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没有制度的保障是不可能传下去的，而制度的施行必须要跟上当地社会的发展，包括语言的使用，生活的习俗等等都与佛教的传承有着重要关系。

　　释迦牟尼在世时就同意弟子们使用当地的语言宣讲佛法，佛教传入中国只能使用汉语，只有这样佛教在生活上才能与当地的情况相结合，这些道理已经有过很多文章与书籍论述过，这里就不必再重复了。

　　今天我们再次做一些强调，就是要说明佛教是中国“宗教中国化”中程度最高的宗教，也是其它宗教走中国化道路的最好借鉴，犹如将“普请法”作为中国禅宗“最重要的一项规制和最显著的特征”而提出来，把它作为清规的基础，离开了“普请法”，禅师就无法生活下去，“清规”则是实践“普请法”的制度上的保障，所以农禅制度强化了中国佛教的发展。

　　近一百年来由于受到了西方传来的溯源研究方法的影响，中国的佛教有所回溯到印度佛教，但是在当代中国佛教界的实践中，仍然还是以中国传统的佛教为主，所以对待“佛教中国化”的问题，从佛教界本身来说，已经非常中国化了，当然它还有进一步中国化的必要，不过现在强调这个“中国化”，更多地是从政治倾向性与自觉地与政府和执政党保持一致的思想层面来讲的，因为这就是道安大师所说的“法不依主，则国事难立”的实践。

　　清规说：“佛以慈悲为化,天以好生为德,然而下民自孽,致感失经背常之事,吾徒当本国朝度僧之意,为民祈祷,宜加精恪,昭回佛天慈好之心,庶几祸消未萌,菑变为福,其如是复何,安居逸食之媿乎。”

　　在封建社会，不管是“佛”还是“天”，他们都是为了国家的富强与人民的定安而设置的尊上神，佛教界既为佛的子孙，天的子民，就要发挥“佛天慈好之心”，为民祈祷，变祸为福。

　　太虚大师  

　　对佛教界来说，太虚指出：“诚能如此无间进修与尽量宣传，在大乘位上即为十信等菩萨之位。果能依此建立僧宝，提高民德，则佛法日见昌明，社会日益安静矣。此因教化之环境改变，故宏教方针亦应取其所宜而适合者。”

　　今天在社会主义社会，强调“佛教中国化”在“政治上的自觉认同”，就是要佛教界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高度地与中央政府保持一致，接受共产党的领导，配合政府的工作，带领广大信众建设美好的国家，完成佛教中国化的胜利过度，真正做到“政治上的自觉认同”。

　　从学术层面来讲，中国佛教理论还需要进一步构建“中国化”的问题，这就是所谓“佛教再中国化”或者说“佛教中国化的再深化”，因为佛教的理论里面还很多来自于印度佛教的教义思想，而这些思想虽然在历史上不断地受到中国佛教的祖师们的消化与创新，但是在这一百年来却又因西方文化的影响，中国佛教的理论开始有了回到印度的原教旨倾向，诚如有些人所说的要回到印度的清净佛教的今不如昔的思想，对佛教的发展影响很大，然而历史毕竟是曲折前进的，真正要让佛教回到印度，这只是一个理想而已，重要的是我们要建立向前进的认识，要让中国佛教始终与社会发展的步伐一致，努力走与社会相结合道路，发挥佛教与时俱进的优良传统，在现代社会走出新面貌。

　　有人认为佛教中国化方向路径，“基本还是可以沿着道安法师、怀海禅师、太虚法师所提出的理念”前行，但是我仍然认为在提到佛教中国化的时候，我们应该更多的关注佛教现代化与佛教国际化，正如前面所说，这二个“化”是二千年来的中国化的必然前结果，也是中国佛教走向世界的前提，所以当代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内容，应该特别强调“一、跟随中国现代化而完成现代化的改革。二、融入中国的大文化的创新，自觉得融入全新的中国体制、中国社会、中国文化，从而积极完成中国佛教的第二次中国化。三、基于成功的、全面的第二次佛教中国化，中国佛教必然跟随中国大文化的崛起而完成中国佛教的世界化”之三个要点，将“中国化”与佛教的现代化和佛教的国际化放在一起来看待，循着这个思路来完成中国佛教的转型，有助于中国佛教未来的发展。

　　贰 · 禅宗中国化 

　　学者指出“‘禅’有‘两种思路’——‘分解的思路’与‘全体论与整体实存的思路’（辩证的思路）。”

　　甚至还认为“‘北宗禅’中国化（汉化）程度较低，较不具中华文化特色，甚至于可以说它仍是偏属于重视‘戒定’与‘出世修行’的‘印度禅’；而‘南宗禅’，则‘中国化（汉化）程度’较高，较具中华文化特色，甚至于可以说它是典型的‘中国禅’。”

　　其实不管是“北禅”还是“南禅”都没有否定修行，它们的区别是在境界上的，也就是说在通过“渐”还是“顿”的方式达到悟境，所以是否能从“汉化”的角度来看待它们的区别，我以为还是可以进一步商榷，因为中国禅不管是北宗禅还是南宗禅都不同于印度禅，禅宗最大的区别是将禅予以了生活化的内涵，禅并不是出家人的专利，凡是愿意修禅的人都可以行禅，所谓的“汉化”应是这个意思，也是禅宗中国化的表现。

　　众所周知，少林寺是禅宗的发源地，菩提达磨从南方来到少林后山面壁九年建立了禅宗，从此改变了中国佛教的历史。 

　　学者指出：“少林寺在对佛教与中华文化的融合过程中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而这一切又集中体现在少林寺建立后与北朝佛教的互动上，北朝时期佛教经典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与少林寺有着深刻的关联。”

　　少林寺是北魏皇帝给当时印度来的僧人从事修行的寺院，而当时在少林寺里修行与译经的法师都是北朝的高僧，但是他们不是禅宗的高僧，因为这时禅宗还没有建立。

　　少林寺的文化在北朝的邺城佛教范围内，掌控话语权的是受到统治者支持的修行僧与译经僧，跋陀禅师是孝文帝尊敬的僧人，为他建立了少林寺。

　　其弟子僧稠为“葱岭以东，禅学之最，汝其人矣”，他们掌握了少林寺乃至邺城佛教修行与文化的话语权，菩提达磨来到少林寺，很明显是受到排挤的对象，在他身边的出家人与居士都是来自于下层，没有一个是属于当时有话语权僧团内部的人，菩提达磨和二祖慧是民间人士，是草根派，他们没有话语权，但是却有“功夫”，受到了平民的认可，许多底层人士前来皈依，促使禅宗成立。

　　佛教传入中国，最初早在贵族当中流传，楚王刘英信仰佛教，影响了周边的人群。禅宗首先是在下层社会推广的，然后才影响到上层社会，这与中国佛教初传时的情况不一样，所以禅宗之所以是佛教中国化的代表，就是因为它扎根社会底层，与广大百姓发生互动，更好地适应了中国社会的情况。

　　少林寺在禅宗的历史上重要，因为它是禅宗源头，但是禅宗是在南方发展起来的，二祖慧可接了达磨的法后到了南方，然后传法三祖僧灿，之后禅宗在湖北黄梅最终做大，四祖五祖奠定了禅宗的发展的方向，六祖慧能则把禅宗的事业做大了。

　　“六祖革命”是当代许多学者的讲法，竟而也影响到佛教界里，佛教界也有些人承认这种说法。但是佛教界里也有的禅师不这样认为，他们认为六祖是中国佛教生活化的开创者，因为在六祖之后中国佛教与生活联系的更加紧密了，所谓“砍柴担水皆为妙道”。

　　“六祖革命创造了佛教进入中国日常生活的两条路径：一是向上于接引文化精英的精神一脉，一则为向下进入百姓日用、行住坐卧之间的行动一派。它把印度来的复杂经师之学转化而成世俗的、现实的、简易的‘禅’，淡化了佛教中倾向神圣、慈悲的一面，凸显了偏重于智慧的独特宗教经验。”这是抓住了六祖慧能精神的实质，禅宗之所以能够发展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

　　六祖与达磨的经历有很多重复的地方，例如达磨曾经遭到了追杀，六祖也是一样的。达磨在山洞里苦修，六祖也在“六祖岩”里生活。达磨的禅宗虽然创自北方，但光大在南方，六祖又从南方回传到北方。

　　六祖创立南宗在广东再北上到北方，这些相似的经历就说明禅宗的创立与发展是从草根开始的，六祖革命的意义即是在此。

　　六祖慧能所建立的南宗禅是禅宗中国化的最具意义的代表，如前所说因为它流行在下层人士中间，中国化的蕴味非常浓厚，不仅成为底层人士的信仰力量，也影响了中国士大夫与文人的精神追求。

　　例如禅画“萌芽于唐代中晚期，成熟于宋元。禅画风格为疏放清淡的减笔、泼墨”，禅对佛教美术的影响历历在目，特别是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文人画作都是通过寺院而保存下来，佛教中国化可以在禅画中明显看到。

　　学者指出“禅画中佛菩萨祖师像的由来多是发源于西域，流传于敦煌，连绵至中原，于巴蜀石刻中融入浓烈的禅宗色彩，最终被禅画所吸收。佛教雕塑的中国化影响到了禅画的面貌，禅画中连身风帽像、花冠观音与数珠手观音像、布袋与寒山拾得像、善财像、牧牛图、半身佛像、达摩渡海图等，都受到了体现佛教中国化的雕塑艺术影响。”

　　如唐代梦休开始画水中倒影，这种对“影”的审美需求在禅画中得到发挥，并形成了独特的“悦影观”。

　　南宋初期智融提出画人物先画眼睑的“两笔论”，从而成为减笔人物画形神论之先导。绘画与禅的研究，正如传统文化中的诗书画，有着密切的关系，是不是很好地能够表示出来，因为除了审美趣求之外，还要有意境的表达，特别是意境，需要感应，这就表现了宗教的体悟与审美。

　　古人说“作诗浑如参禅”，是说的写诗其实就像坐禅一样，要有意境，只有达到了这种意境的时候，你的诗就随口而出了。说到绘画，何尝又不是如此呢？

　　中国的古代绘画，注重的是写意胜过写实，写意其实与坐禅也是相似的，因为坐禅的时候要有所观，有所想，到了境界时，这种观想就可以进入随意自由出入的境界，这个时候作出来的画，就有很高的意境。

　　绘画又是给人看的，还要有一些笔法与素材要去遵守，作家可以过度的夸张创作的对象，但是还要循守一定的规范，在这个要求下，禅画既是“随心所欲”而作，也是在一定的框架下要有所循的。

　　这就是为什么罗汉一定要有戴帽的形象，善财必定要是童子，因为这是经典里面提到过的形象与规定，佛教画首先就要按照经典的规定来描述。

　　“经”是佛口所说，不能愈矩。罗汉是仅次于佛的修行者，南北两支佛教都承认这一点，在佛教里面，罗汉是修行最刻苦的修行者，也是世俗之人能够修到的最高境界。

　　无论在印度还在中国，修行打坐都是一件很神圣的大事，不管是在坟窟还是在树下，打坐修行要忍受各种风雨炎热和蚊叮虫咬等等，穿上包头的服装是为了防御这些侵扰，所以这些服装不是随意想出来的。

　　到北宋以后，禅宗的风格已经充满在佛教内外，“选官不如选佛”，参禅学佛成为一种时尚，一批当世文人开始追捧禅风，禅师的棒喝机锋，绵绵细密的各种禅法，不仅是宗教的境界追求，也是文化的奔放与自由开放的代表，这一时代众多不同特色的禅画，直接影响到元明清的禅画，中国化与中国风的禅风被拔高，成为文人的时尚，一扫沉闷的往日学风，此中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宗族思想的影响，影响到清代盛行的为历代禅师写赞与画像的行为。中国禅宗是宗族文化的影响者之一，其中体现了“临济正宗”的宗法思想，也是祖师禅的必然之路，到了这时中国化的禅宗已经完全是中国人自己创作的佛教宗派了。

　　叁 · 结 语

　　禅宗是中国人在印度佛教基础上创新后而出现的一个具有中国化的佛教宗派。正是由于它为中国人所创，适应了中国社会特点，契理契机，成为成功化的中国化佛教，其对中国的影响是全面的，并且还影响到东亚韩国、日本和越南等国的佛教，但是禅宗在中国化完成之后，也在不同程度上发生了滞步情况，特别在理论上的创新不够，与社会的结合发展层次不高，故还需要以后进一步地契理契机地去进行创新活动，走好中国化的历程。

　　从整体的中国宗教角度来看，佛教中国化无疑是在中国诸宗教中一直是中国化程度最高，发展较为彻底，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最为紧密的宗教这之一，但是它在今天仍然还有进一步朝着中国化的方向发展，这是因为中国佛教虽然在实践上已经很具中国化了，例如中国佛教的清规与忏法，以及水陆法会等等，都是中国佛教徒的创造，但是在中国佛教理论方面还仍然有进一步予以中国化梳理之必要。

　　强化中国佛教的理论思想，让更多的中国佛教的创新理念进入当代中国佛教理论，可知彻底完成佛教中国化还需要假以时日，并不是在短期内就能够一下完成的，摆在我们面前还有许多路要走，我们要不断地促进佛教中国化的演化，当前我国政府提出的“宗教的中国化”要求，是对各个宗教在政治上自觉认识，在文化上自觉提升，在道路上增强自信的要求，落实在当代佛教中国化的身上，就是佛教界要努力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道路，发扬爱国爱教的传统，在政教模式方面摸索出有所创新的道路或模式，在此基础上彻底走完佛教中国化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