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赵守箴,1940年1月生,福建古田人。1991年1月任福州市委副书记,1993年2月兼任市政协主席,1996年4月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2006年2月退休。
采访组:邱然 黄珊 陈思
采访日期:2017年6月4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芳沁园
采访组:赵守箴同志,您好!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期间,您曾与他搭过几年班子。请您谈谈初次接触他的情况。
赵守箴:1991年之前,我一直都在省里工作。在省里的时候,我就听说过习近平同志,知道他是一名非常优秀的年轻干部。起初他在厦门任职,很多人都说他表现突出,很有人格魅力,在干部群众中的影响力很大。
1991年1月,我被任命为福州市委副书记,和习近平同志搭班子。由于之前听说过关于他的一些消息,知道他是一位好领导,心里十分高兴。省委组织部的同志带我到福州市委报到,还带我见了习近平同志。毕竟是刚到新的工作岗位,又要接触新领导,我的心情有些紧张。见面之后,他和我简单谈了几句话,很随和,很亲切,让我放下了心理负担。接着,习近平同志召开市委常委会,他在会上对我来福州任职表示欢迎,会场气氛很融洽。我记得,他在会上提出,班子里面要相互监督、相互提醒,团结一致把事情办好。会议的内容非常简单,习近平同志交给我一个分工:“今天先给你分一个工——管档案。你先分管这些事,其他的以后再说。”第一次见面就这么简单。
采访组:在接下来的工作中,您对习近平同志逐渐熟悉了,他给您留下了哪些深刻印象?
赵守箴:习近平同志做工作循序渐进,作风民主。慢慢熟悉情况之后,他给我增加一些分工,开始是改革工作,过了一段时间,增加了科教文卫工作,后来又增加了城建城管工作。所有的工作我都欣然接受了,唯独城建工作不敢接受。他的办公室就在我隔壁,我到他办公室主动对他说:“您和市长都在抓城建,我再进去管,就是三套马车啦。”他想了一下,说:“你讲的有道理。”就没有让我接手这个工作。
我对习近平同志的印象是在日常工作中逐步形成的。他对工作非常认真、负责,对同志非常热情、真诚,实事求是,事情该怎样就怎样,绝不掺杂主观感情。这一点非常可贵。随着时间推移,我逐渐加深了对他的了解,形成了几点认识。
第一点是他公事公办,坚持原则。事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管谁决定的,敢顶敢说,不会受制于周围的各种关系。我当时就感觉,他非常有主见,能秉公办事,能主持大局,不受外界因素羁绊,不会受制于人。
第二点是他非常关心老干部。老干部的生活和福利待遇问题,他时刻都记挂着。当时福州有很多老领导在“文革”期间被安排到企业工作,这些人退下来之后,工资关系都在企业,各种待遇都享受不到。老干局提出这个问题后,习近平同志很有魄力,做了一个决定,把全市在企业离休的干部的工资关系转到市经济委员会,由企业转为行政部门,大大提高了这批老干部的待遇。
此外,他还在工作上关心老干部,建立关心老干部的具体制度,注意发挥老干部的作用,不让老干部感觉“人走茶凉”。比如,他开创了“老干部季谈会”制度,让老干部每个季度聚在一起召开会议。他说,老干部当过福州市的领导,跟其他人的情况不一样,思考问题比较深刻,现在退休了,了解老百姓的情况更多了,可以为市委建言献策。每一次“老干部季谈会”,他都亲自参加,悉心听取意见,了解情况。
第三点是他始终把群众摆在非常重要的位置。当时的福州,老百姓生活有很多困难。我刚到市委上班不久,平潭反映一个问题,说当地渔业资源枯竭,渔民打不到鱼,揭不开锅。他知道以后,就对我说:“你下去看一看,了解一下情况。”我到了老百姓家里,打开锅盖,都是野菜,吃饭都很困难了。我回来向他汇报了实际情况,他马上召集民政等有关部门,拨了60多万斤粮食给平潭,不让老百姓饿肚子。
采访组:根据您了解的情况,您认为习近平同志在工作方法上有哪些独到之处?
赵守箴:第一个突出特点是,他能抓住事情的根本,化被动为主动。当时,“文革”中遗留下来的一些老百姓的案件还没有完全解决,上访群众很多。他针对这种情况提出,解决群众的困难,就不应该让群众到处找人,要改变工作作风,把“群众上访”改为“干部下访”。每个月,他都带一班人,到区县、乡镇专门去接待群众,每一次都解决一些特殊问题。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问题,就是“文革”中有很多人的户口被弄没了,也不知道找哪个部门,就到处反映,问题一直没有解决。最后,这个问题在“下访”中得到了解决。
我有时候也跟着他一起“下访”接待。他工作很深入,每次都能让群众得到满意的答复,群众特别欢迎,每次场面都很热烈。
第二个突出特点是讲究效率,讲究实效。他提出“马上就办,真抓实干”的工作要求,被大家称为“马真精神”。他提出“马真精神”的时候,我还没来福州市委工作。当时是部队面临一些困难,一件事情很久没有得到解决,习近平同志听说后就抓紧落实解决了。这个事情解决后,他对部队官兵说:“你们有什么事情,提出来,找我,我马上就办。”由于当时这个事情解决得很好,官兵们听了这句话很受鼓舞,“马上就办”这4个字就广泛流传开了。
“马上就办”解决了速度的问题,而“真抓实干”解决了实效的问题。“真抓实干”的提出主要是针对当时繁琐的办事手续。那个时候,开发商办好一套手续要跑很多个部门,盖很多公章。台商、外商开办企业要经过层层审批,手续繁琐。习近平同志了解到这种情况,专门在一栋楼里办了一个服务中心,让各个行政部门在楼里设服务窗口,人们要办手续就到这个服务中心来,足不出楼就能“一条龙”办好事情,节约了很多时间,大大提高了工作实效。
第三个突出特点是关心下属,很有人情味。他工作那么忙,却不曾忘记对我们的关心。每年,他都会把市委班子成员的家属请来,彭丽媛老师也参加,大家一起座谈,聊聊天,互相帮助,增进友谊,完全不是冷冰冰的上下级关系,而是好朋友、好邻居。
我记得,有一年,我们大家给他过生日。他通知我们:“今天我过生日,大家一起到家里来吃饭。”我们几个人很高兴,下班后就到他家里去了。没有带礼物,也没有唱生日歌,很简单,也很随意,就我们班子里的几个人拉拉家常,聊聊天,非常开心。那天是彭丽媛老师下厨,都是家常菜,一碗一碗地端出来,味道很好。
整个班子在他的带领下非常团结,就像一个大家庭,彼此结下了深厚的同志友谊。他经常讲:“我们既是同事,也是朋友。”他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和大家相处的。
第四个突出特点是讲纪律,讲规矩。他要求十分严格,错了就是错了,绝不会让步,也绝不会姑息。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一直关心群众生活,他在福州期间为改善民生做了哪些工作?
赵守箴:习近平同志做了很多改善民生的事情,为提高福州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品质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任期间,虽然面临很多治理难题,却都能一一解决。
第一个是交通问题。当时福州市交通拥堵,管理混乱。小摊小贩占据在人行道上。出租车不遵守交通规则,乱停、乱调头,到处乱跑。残疾人开着小机动车乱搭乱载。整个城市交通毫无秩序,拥堵不堪。
第二个是内涝问题。福州雨水多,一下雨就发洪水,整条路变成河流,内涝严重。最严重的地方是铜盘路,一下雨就变成了“铜盘河”。
第三个是污染问题。当时,福州市的垃圾场就在闽江边上,不仅脏乱臭,而且是致病的污染源。内河污染非常严重,污水直接排入河中,河水臭不可闻。
第四个是电力不足。当时工厂用电严重不足,“停三开四”,意思是三天停电,四天供电。工厂经常给市里打电话要电。
第五个是运输问题。道路建设不够,运输能力偏低。当时,我们从福州到厦门,路上坑坑洼洼根本走不动,还要堵一两个小时的车,走一天的时间。原材料输入、产品输出都不通畅。
这些问题,都是关系民生的大事情。在习近平同志手上,都逐步得到了解决。
在解决交通问题上,规范管理,严格治理。我到市委工作之后,他让我跟交通部门好好研究治理一下交通问题。他带领我们制定了7个管理文件,针对存在的问题一一作出规定。主要内容包括:不准在人行道上摆摊卖菜,成立执法队,上街执法;强化对出租车的管理,严禁乱停乱跑乱调头;不准残疾人搞运输,实在由于身体残疾不能从事正常工作的,由政府分配公益性工作或者发放生活补助。经过综合整治,交通问题有了很大好转。
在解决内涝问题上,因地制宜,开挖河道,让洪水及时排出。比如,铜盘路附近挖开了一条河,直接跟西湖连起来,洪水很快就能排到西湖里,避免内涝灾害。
在解决污染问题上,搬走垃圾场,兴建污水处理厂。习近平同志四处选址,最后在红庙岭找到一个地方,把那里封闭好,再把垃圾场搬到那里,做好垃圾处理,防止垃圾污染影响市民生活。原来的垃圾场由于污染太久了,周围的水都是臭的,基本上没办法开发利用了。习近平同志想到了一个主意,他找人联系到一个泰国商人,在垃圾场旧址建了一个鳄鱼公园,鳄鱼不但不怕脏,还要吃脏东西,很快就生存下来了。就垃圾场的处理来看,习近平同志头脑非常灵活,能够化腐朽为神奇。在治理内河污染方面,习近平同志开了先河,在他手上建了第一个污水处理厂。当时,福州市财政并不宽裕,建污水处理厂要花很多钱,他硬是挤出来一部分钱建污水处理厂,足见他对内河治理的重视。
在解决供电问题上,全力协调。为了解决工厂用电问题,我们每个月都要跑到电力局、电力所跟他们打交道。真没有别的办法,电不够用,需要他们调节。习近平同志还亲自去电厂要过电,还在长乐建了汽油发电厂,以解燃眉之急。
在解决运输问题上,建设文明路、高速路、飞机场。习近平同志支持开通文明路,加宽和疏通道路。后来,又修建了高速公路,大大提高了公路运输能力。福州市的飞机场是在他手上建起来的。为了建机场,他专门成立领导小组,亲自到各处筹款。机场建成之后,大大提高了航空运输能力。
从上面这几件事情,不难看到,他来福州当书记的确不容易,遇到很多难题,而且每一件都很难办。为了福州百姓,他花了很多心血,想了很多办法,每一件都有交代。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非常重视人才,也非常重视干部队伍建设。请您谈谈他指导干部队伍建设的具体情况。
赵守箴:在干部队伍建设方面,他有自己的体系和观点。他不仅爱才、惜才,而且在选才、用才方面有独特之处。
在选才方面,他要求德才兼备,反对“唯文凭论”“唯分数论”。当时,在干部选拔方面有一个常见观点:要大胆用干部,特别要大胆用有争议、有能力的干部。习近平同志不赞成这个观点。他认为,有争议就说明毛病多,有能力未必有道德,干部一定要德才兼备才行。他常说,文凭只能代表考试能力,反映一个人受教育的情况,不能全面反映一个人的实际工作能力。有的基层干部,工作干得很好,应该得到提拔。他还说,公开招考中考分高而实际工作搞得不怎么样的人,大有人在,甚至有的人为了得到更好的职位,平时不认真工作,一心复习应考,甚至请假复习考试,这样的人不能重用。
他关心干部成长,给干部解决工作困难。他一旦用人,就会对人充分信任,“用人不疑”。我印象最深的一条,就是他在用人时能帮扶干部,为干部成长提供支持,而不是只用人不帮人,不是那种布置完任务就只看结果,其他什么都不管,都让下面的人自己去解决。用通俗一点儿的话说,他不做“甩手掌柜”。比如,他每个月都要到区、县帮助当地干部解决问题。在下去之前,他先让市委办公厅通知区、县领导问清楚他们认为最难办的问题。了解情况之后,他就带着相关部门领导深入实地调研,召开现场办公会,根据当地干部反映的实际困难一一解决。我曾跟着他到下面参加现场办公会,遇到的难题多种多样,有的是贷款难,有的是缺人才,有的是手续办不下来,都是实际困难。习近平同志听了之后,还会到现场看,找出问题的症结,然后组织力量解决问题。现场解决问题后,还建立检查责任制,监督和追踪问题的解决过程,让问题尽快彻底得到解决。他在这方面做得很到位、很细致。更可贵的是,他每年都坚持这样做,每年都做几次,很扎实。
在用人上,他不太赞成组织部临时考核干部。他认为干部要在平常考核,一年搞两次考核,中间一次,年末一次,主要考核实际工作能力和任务完成情况。不要等准备提拔时再临时考核,一是原来就对干部不了解,临时抱佛脚,很难了解真实、全面的情况;二是正式的任命文件还没下来,社会上就先传开了,某某在接受考核,很快就要提拔了,影响不太好,也让后面的工作变得被动。
他一旦看准要重用的干部,就十分信任,给大家施展才华的机会,把大家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他一开始让我分管干部工作,就跟我说,要让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很有希望,不要厚此薄彼;还要适才而用,根据每个人的长处提供施展才华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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