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对象：高翔，1943年7月生，福州人，民盟成员。1966年毕业于福建师范学院中文系，1980年在福州市第二中学任教。1988年任福州市教委副主任，1991年任市长助理，1992年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1997年任副市长，2003年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2010年退休。 

　　采访组：邱 然 陈 思 黄 珊 

　　采访日期：2019年6月7日 

　　采访地点：福州市西湖大酒店 

　　采访组：高市长，您好！您在福州市教委工作时，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您和他初次见面是在什么时候，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上给您留下了什么印象？ 

　　高翔：我第一次见到习书记是1990年4月，那时他刚到福州任市委书记一个多星期。当时我也刚告别一所高中的教师岗位，到福州市教委任副主任。教委领导派我跟随习书记到福州各个县调研。调研过程中，我和习书记没有单独谈过话，但我一直在留意这位新书记的工作方法。

　　习书记专门到乡下最贫困的地方去了解情况，到基层单位，到小学，到田间地头，到老百姓家里走访。一开始他就是看，和群众交流，不听当地领导的汇报，等到了一个地点之后，大家坐在一起开会的时候，他才开始听汇报，并结合看到的、了解到的真实情况来对照汇报的情况。真实情况该怎样就是怎样，他一清二楚，谁也蒙不了他。他有着独特的、认真细致了解问题和分析问题的方法，整个过程就像剥笋一样，一层一层，由外及里，由表象到本质，通过这个过程找到问题的核心是什么，问题的本质是什么。

　　习书记开会的过程，也非常讲求实效。念念稿、走个过场这种事在他的会上是不存在的，他不仅以自己调查研究所看到的情况来分析问题，还要请与会者说出各自的看法，指出哪些方面存在问题，如何落实解决问题等等。习书记当时就讲了一句很精辟的话：“我们做工作要抓关键环节，就如同牵牛要牵牛鼻子一样。”这句话当时给我触动很大，我是插过队的知青，知道一头牛有上千斤的分量，牛脾气又很犟，你推也推不动，抬也抬不起来，牵着牛鼻子，它才能乖乖地跟你走。我们工作中遇到困难、遇到问题也是这样，总是要通过科学、细致的调查研究，找到那些关键问题，找到那些牵一发而动全身的“牛鼻子”，工作才能有实效。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中注重调研、讲求科学方法的特点给您留下深刻印象。这些对您后来的工作是否有帮助和启发呢？ 

　　高翔：那肯定是有很大帮助和启发作用的。在习书记来福州之前，我刚刚从教师身份转变为干部，担任福州市教委副主任，巨大转变让我有很多不适应的地方，工作上的困难和阻力也让我认为自己不适合这个领导岗位，内心深处希望能返回讲台，继续当让自己得心应手的教师。但是，自从跟随习书记下乡调研以后，我从中得到很大启发。当时我心里想：我现在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发愁这个工作推动不下去，那个工作开展不起来，还不如到学校去，到乡镇基层去，自己去看，去调查研究，找出问题的解决办法。

　　当时，职业学校的招生、教学、学生就业都在我分管负责的工作范围内。我走了好几个学校，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问题，即学生毕业以后的就业出路，这也是职业教育和社会需求如何挂钩的问题。我借鉴了习书记善于在同类工作中寻找共性，寻找一个共同的解决办法，牵住“牛鼻子”，如同治病要治本，除草要拔根，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地被动解决问题。于是，我围绕这个问题跟各个学校的校长一起调查，一起研究，从教学上、制度上研究提出职业教育与社会需求挂钩的种种举措，加强用人单位与职业学校的沟通，有针对性地优化教学工作。这样下来，以后的工作就越来越顺畅了。

　　上世纪90年代初，福州市农村的小学教学工作非常涣散。很多村里的学校都人去校空，尤其是偏僻的小学，学生寥寥无几，不少学校教师包教“语、数、音、体、画”，也有不少教师辞职改行的。当时，我跟习书记下乡调研，到了福清，当时是一个中上等发展水平的县，不少村办小学也办得零零落落。习书记问我，农村小学这种状况，教委那边有什么意见和建议？我因为之前调研过，回答还是比较有底气的，我说：习书记，我之前也走了几个县几个村，初步考虑把村与村之间办得不景气的小学合并，合并之后，经费集中使用，校舍、宿舍和食堂都可以办起来，让师资力量集中起来，乡镇和县里面整合各村的教师到中心校，也整合原来县和村给学校的拨款，集中办学，提高效率和质量。习书记当时就在调研会上肯定了我这个思路。

　　后来，全市农村教育就按照这个思路不断完善，有了“弱弱联办”“强弱联办”的模式，还安排优秀教师定期支教，各村的小学办学都逐渐有了起色。习书记到省里工作以后，也不断在教育经费、师资力量、政策措施等各方面给全省各地的基础教育提供支持。那时我已经在福州市政府工作了，在省、市全力支持下，贫困乡村的小学里面逐渐办起了食堂，伙食还不错，宿舍也干净整洁。后来，这样的农村小学在福建省各县（市）很普遍，效果也都很好。习书记到省内各地视察，看到农村基础教育有了可喜变化，非常高兴。

　　采访组：您于1991年担任市长助理，接触大量政府工作，从那时起和习近平同志在工作上打交道就更多了吧？ 

　　高翔：是的。1991年，我到福州市政府当市长助理，同时我还担任民盟福州市主委。那时候，市委书记和副书记要和民主党派结对子、交朋友，我和致公党的一个主委黄双月就跟习书记“结对子”、交朋友。这个朋友可不只是名义上的，习书记经常找我们谈话，认真了解听取民主党派的工作情况以及意见建议。我那时还担任了民盟省委会的副主委，连续三届担任全国人大代表。我们各民主党派的重要会议和专题研讨，习书记都亲自参加并讲话。

　　当时，我作为政府工作人员，经常要列席市委常委会，领导同志们经常就一些议题热烈讨论，各谈各的意见，内容交错复杂。每次习书记听完作最后总结时，他都把这些事情融合起来，通盘考虑，指出问题的核心是什么，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其中的难点在哪里，从哪项工作开始切入……他是常委会名副其实的主心骨，每次他一讲完，与会的同志都心服口服。

　　1997年的时候，习近平同志已经到省里当省委副书记了，我那一年任福州市副市长，主管科教文卫工作。福州当时科技发展水平比较落后。作为分管科技的副市长，对福州在科技方面如何发展很焦急。我当时是全国人大代表，到北京开会的时候，就找到我的同乡、一位著名学者请教。我对他说，我现在当副市长，最苦恼的就是科技发展问题，你能不能给我一些指点？他说，你赶快去申报软件园，国家目前只批10个，现在已经批到第7个了。将来我们国家社会的发展都要靠科技来推动，而软件产业的发展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我回福州以后赶快查资料，又组织科委和政府办公厅一起研究，确定福州必须走这条路，大力推动这项工作。之后我们打了一个报告送到市长办公会，又送到市委办公会。市委常委会上，大家讨论的时候就有些人表示不支持：福州在没有科技产业的条件下发展软件业，这简直是想一口吃个胖子，一步登天。

　　我当然不信这个邪。习书记说过，考虑好了的事情就要决定，就要坚持做好，不要半途而废。幸运的是，市委常委会研究决定：“我市要争取这个软件园项目。”那段时间，我长期跑科技部，竭尽全力要把这件事情落实下来。但是，我还是想得太简单了，虽然每月跑两三趟科技部，但我在北京两眼一抹黑，既不认识科技部的领导，也没有熟人，进退两难，心里别提多难过了。我自己的成败与否倒是小事，但该做的事情做不好，辜负了政府对我的信任，辜负了民主党派对我的推荐，我又如何交代得下去呢？

　　有一天，我在福州市政府正为申报软件园的事情发愁。习书记的秘书从省委来市政府找我了，他说：高副市长，你在跑科技部批软件园啊？我无奈地说，是啊，跑不下来，连办公室主任都不见我。习书记的秘书笑了笑说：你直接去科技部找部长吧，给你联系好了。我的心激动得“扑通扑通”的，当时眼泪都差点掉下来，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连连答应着：好的，好的，我马上去北京。

　　接下来，福州市申报软件园的事情就进展得很顺利了。记得在一次有关科技的会议上，习书记指出：“只要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只要看准了，就可以大胆去试验。”以后这句话就成为我的“尚方宝剑”，再有消极退缩的论调，我就拿出这句话来说服自己，也说服对方。

　　习书记鼓励我们大胆干、勇敢闯，让我们做事要往大处想、高处想，他到省里工作之后仍然一如既往地支持我们的工作。软件园建成之后，为了提高软件技术人员的水平，福州市在软件园内设了一个研究生班。在省政府的支持下，通过在清华、北大工作的福州老乡的帮助，请了这两所高校的博士生导师定期来福州上课。同时，省政府也十分支持福州市在琅岐岛开展“清华北大筏艇赛”，为了给软件园吸引人才、扩大影响，我们租了2辆汽车，把这些科技人才从琅岐岛拉到软件园去参观，希望他们毕业后能来福州工作。在省、市的支持下，两校筏艇赛举办了四届，省里还拨了经费支持我们。那几年，习书记在省里多次接见清华、北大等高校来福州的领导和专家学者，感谢他们对福建人才培养及科技发展的支持。

　　还有一件值得称道的事情。当时习书记接见清华领导时，我也在场，我听到习书记跟清华的领导“商借”一位人才来福州大学担任校长。后来，这件事情办成了，清华大学的教务长吴敏生到福州大学来担任了多年的校长。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兼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您当时在福州市人大常委会任副主任，和他在一套班子里工作。请您介绍一下习近平同志对人大工作的创新及具体举措。 

　　高翔：习书记始终很重视人大工作。在他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之前，人大其实并没有完全发挥其重要作用，当时民间有句话讽刺说：“市委定调，政府干活；人大举手，政协聚餐。”虽然有点儿偏颇，但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一些实际情况。

　　习书记主持福州市工作期间，兼任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他把人大的工作提到很高的位置，1994年，他在人大会议上明确指出：要发挥人大在福州改革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也正是在这一时期，习书记在市委会上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人大工作的决定》，进一步凸显了人大工作的重要性。

　　习书记非常重视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比如，对福州“三坊七巷”的保护，他亲自与文物局局长曾意丹去现场调研并指示：“要把全市的文物保护、修复、利用搞好，不仅不能让它们受到破坏，而且还要让它更加增辉添彩，传给后代。”不久，在他的领导下，福州市人大在全国率先出台《福州市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为全国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工作发挥了重要的示范作用。

　　习书记主持人大工作以后，所有立法工作都要通过法制创新课题调查研究之后才能提出来，习书记要求定期研究人大的工作制度，加强法律监督管理。从此以后，人大真正成为稳定福州改革发展的重要力量。

　　采访组：您任福州市副市长期间，习近平同志在文化工作方面都给了您哪些具体支持？ 

　　高翔：我任福州市副市长的时候，分管文化工作，文艺演出是文化工作中的重要内容。我调查了福州市的闽剧团，发现团里的演员老化严重，都演不动了。我一看，这样下去是难以为继的，闽剧没有后来人了，我们的传统文化如何保留下去，如何留给后人呢？后来，在习书记的支持下，福州市把闽剧学校从省艺术学校“分离”出来，由市里独立办一所闽剧学校，让年轻人学习这门传统艺术，让闽剧后继有人。现在这个戏校还在办，这门艺术不仅得到传承，而且得到丰富发展。

　　当时，福州市歌舞剧院，主要招收了一些民间演员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办演出，专业性不够，效果也比较差。在习书记支持下，市里拨款在北京舞蹈学院专门办了一个“福州班”，送了12名11岁左右的小演员赴京学习舞蹈艺术。现在这些人都成了福州市艺术界的主力军。

　　采访组：习近平同志在福州期间，他和家人都生活简朴，待人真诚，和市民结下深厚友谊。您有没有这方面的小故事与我们分享？ 

　　高翔：习近平同志任福州市委书记的时候，一直住在市区一个狭窄的小巷子里。他住的那栋楼比较老旧，房间面积也小，远没达到他的级别应当达到的标准。市委后来有了条件更好的房子，习书记也没从这栋小楼搬走，一直住在这个小巷子里。那个地方是福州最普通的市民老百姓生活聚居的场所，很接“地气”。附近老百姓也都知道，市委书记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就住在自己身边。

　　彭丽媛同志生小孩以后，仍然在这个地方生活。孩子出生以后，彭丽媛同志的母亲来福州帮忙带孩子。习书记平时生活很简朴，彭丽媛同志和她的母亲也是这样。小孩子穿的衣服，她们不买高档的，只到楼下一个小裁缝店去做，几块钱、十几块钱就能做一件衣服。

　　那个裁缝店很简陋，当时就跟一间报刊亭差不多大。店主是个福州长乐县来的农村女孩，她爱人是福州园林局工人，小两口都是淳朴善良的劳动人民。由于彭丽媛同志和她的母亲回宿舍都经过这家小店，她们之间就成为了朋友。彭丽媛同志每路过这家小店，都会亲切地和女孩打招呼。夏天天热的时候，彭丽媛同志的母亲经常抱着小外孙女，在小店里坐一会儿，和女店主拉拉家常。

　　习书记离开福州的时候，彭丽媛同志的母亲还专门到这家裁缝店去道别，她说：我们一家要搬走了，谢谢你们一直以来对我们的关照。女店主的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她说，老人家，你一直照顾我的生意，应该我谢谢你才对呀。女店主后来跟许多人都说起这件事，舍不得他们搬走。

　　习书记一家人待人诚恳热情，谦逊随和，在左邻右舍老百姓中的口碑非常好。直到今天，那里的人们还对他们一家念念不忘。

　　2002年，习书记离开福建的时候，大家欢送他、与他合影留念，我当时在外地出差，没能参加欢送和合影，心里难过极了。习书记到浙江以后，他的秘书专门给我打来电话说：高市长，习书记向你问好。然后，习书记还接过电话，对我说：“高翔啊，你以后到浙江来，跟我招呼一声。”我心里很激动，我说：“好的，好的，习书记，谢谢您！”

　　时光荏苒，一转眼10多年又过去了。党的十八大以后，我们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我们的生活越来越好，国家也越来越繁荣富强，对世界的影响也越来越大。我们这些老部下大多已经退休了，但谈起习书记大家都是赞不绝口。我们衷心希望习近平总书记在操劳党和国家大事的同时，注意保重身体，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奔向更加美好的未来。